史书之有论赞，由来已久，名目也很多。刘知幾说：“《春秋左氏传》每有发论，假君子以称之。二传云公羊子、穀梁子，《史记》云太史公。既而班固曰赞，荀悦曰论，《东观》曰序，谢承曰诠，王隐曰议，何法盛曰述，扬雄曰撰，刘昞曰奏，袁宏、裴子野自显姓名，皇甫谧、葛洪列其所号。史官所撰，通称史臣。其名万殊，其义一揆。必取便于时者，则总归论赞焉。”[35]这里所举的十几种名称，都是作者对有关史事和人物的议论，或是“明意”，或是“平理”，都离不开总结事之成败，评论人之善恶，集中反映了作者的见解和旨趣。
古代史家大多很重视史书中的议论。范晔自称：他撰的《后汉书》杂传论“皆有精意深旨”，“至于《循吏》以下及‘六夷’诸序论，笔势纵放，实天下之奇作”；而篇末赞语，“自是吾文之杰思，殆无一字空设，奇变不穷，同合异体，乃自不知所以称之”[36]。像他这样欣赏甚至夸耀自己史论的史家，史学史上并不多见。不过，这确实说明范晔对议论的重视。《汉书》的史论，历来是受到推崇的。范晔认为，“古之著述及评论，殆可少意者”，然“班氏最有高名”[37]。刘勰称赞《汉书》十志“赞序弘丽，儒雅彬彬，信有遗味”[38]。刘知幾夸奖《汉书》论赞“辞惟温雅，理多惬当。其尤美者，有典诰之风，翩翩奕奕，良可咏也”[39]。如果以今天的观点来看，《史记》的史论，是更应当受到重视的，本书已有多处引证和阐述。此外，《资治通鉴》里的“臣光曰”，也有不少精彩的议论。议论的基本要求，是所论不能离开史实；否则，就会成为“华多于实，理少于文，鼓其雄辞，夸其俪事”[40]的夸夸其谈。宋人洪迈说：“作议论文字，须考引事实无差忒，乃可传信后世。”[41]这话说得好。近人撰写的史书，其议论部分，大多采取夹叙夹议的形式。也有采用书前总论，在自序、绪论中对所述史事作总的评论；或采用篇后论，如“简短的结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