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礼》称：“乐者，象成者也。”“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”《周礼》亦称：“凡建国，禁其淫声、过声、凶声、慢声。”这种对音乐的重视，恐怕是中国古人的一大执政特色。虽然我们无法得到古代的录音资料，来充分了解当时这种的“乐”，但我们有足够的出土文物来了解当时的“礼”的其它方面，比如众多史家无不重墨详叙的器服。我们惊讶于河南殷墟、陕西秦坑、四川三星堆、长沙马王堆等地出土文物的辉煌灿烂，不难理解在文字语言的运用尚受到种种极大局限的时候，各种器服其实就是当时的报纸、刊物、广播和教科书，就是当时诉诸声象感觉的哲学、宗教以及政府工作报告，如《孟子》所称：“见其礼而知其政，闻其乐而知其德”。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，才可能理解古人为何在一件日常生活器物那里如此用心之深，如此用心之精，如此用时之长以及如此用力之巨。这些体现在铜器、石器、银器、玉器、木器一类之上的精神感染和意识陶冶，这些精美器物对情感和心态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，还有一切用服装、车马、面容、仪态、建筑以及其它实象所承担的政治道德功能，不失为当时成熟“纹治”的表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