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盟会还十分注重书籍的出版发行，《中兴日报》和张永福经营的陈源栈，是当时新加坡革命书刊的销售中心，所有在东京、上海出版的反清书刊，很快就能在新加坡流传，然后由这里的同盟会分会分配到东南亚各地，同时在《中兴日报》上刊登广告，以助推广。《革命军》《猛回头》《警世钟》《洪秀全演义》《徐锡麟》《马福益》《革命烈士冯君》等反清革命倾向鲜明强烈的书籍流传最广，影响最大。
鉴于报刊书籍只适合于有能力阅读而且有购买力的人士，而新加坡华侨识字率较低，又乏财力，革命党人组织书报社，作为向劳动民众传播革命思想的有效方式。早在1905年孙中山到新加坡时，了解到陈楚楠、张永福等人对原有星洲书报社进行渗透的情形，就要求他们注意在社内吸收新同志。后来创办该社的基督教华人牧师郑聘廷加入同盟会分会，在他的影响下，许多华人基督徒也加入了同盟会。海外革命运动的中心由日本转到东南亚后，孙中山特别嘱咐党人加紧致力于书报社的建设。1907年至1911年，新加坡革命党人相继设立了开明、中华、公益、同德、同文等五家书报社，每社拥有成员数百人。为了加强联系，培养群体意识，孙中山建议按地缘族群区划将社员分别组织，每帮选出一位联络员，与同盟会分会联系，各帮内部以10人为一队，互选一名通讯员，负责沟通书报社与社员的意见。[17]这样一来，社员、书报社、同盟会分会之间结成稳固的联系，扩大了革命派的社会基础，也增强了组织的功能。许多书报社还以公开合法的名义分担同盟会分会的工作。